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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法则》第二十八讲 音乐理论平台上的民族音乐
—— PK 西方古典音乐理论体系的“调式”观点
以前介绍的在音乐理论平台上处理有关音乐问题的理论体系,从理论上讲是经过了详细的论证从实践上讲每一步细节都通过严格的在琴上视听比较,是经得起推敲和实践检验的理论体系。在之前的所有论述中多次提到必须去除“调式”这是全文论述重点,“调式”本身是西洋音乐家人为加上去的一个中间环节,不是客观直接由音乐现象产生。这种论点的论据已经存在于以前的论述之中:在去除“调式”的情况下能够顺利的完成有关和声的论述,在没有“调式”的参与下可以准确的完成任何音乐作品的和声写作就足够的说明了没有“调式”可以完成西方古典音乐理论不可能完成的工作。反过来也可以说明它的正确性,如果说“调式”是客观存在那么无论如何在和声写作的过程中也无法摆脱“调式”的存在,可是无论从理论论述还是实际应用范例摆在读者面前的就是已经是去除“调式”。只有去除“调式”才有可能产生适应当代各民族音乐理论体系,西方古典音乐体系只适用于西洋少数音乐类别不适用于其之外的音乐现象。在这里引入的音乐理论平台的概念就是对它的有力冲击,不再使用“调式”来规范音乐,而是用音乐作品的旋律音级在音乐理论平台上截取来对音乐作品进行有效的区分类别,在同一个音乐理论平台上所作截取如果完全相同的那么这些音乐作品就属于同一类别,而音级截取不相同,就不是同一类别。类别不受人为影响是客观产生,总的数量也不是人为决定,类别本身还有继续求解和弦材料及原始数学模型的功能等。所以这里的类别与所谓“调式”不是一个概念,“调式”是人为加入抽象的,类别是客观存在由旋律推导产生。为了有力的证明上述理论观点选择以下范例加以说明,这个范例是经过认真的在琴上做过视听比较。
首先回顾音乐理论平台:
7—3—6—2—5—1—4—b7/#6—b3/#2—b6/#5—b2/#1—b5/#4—(7);
B—E—A—D—G—C—F—bB/#A—bE/#2—bA/#G—bD/#C—bG/#F—(B);
Ⅶ—Ⅲ—Ⅵ—Ⅱ—Ⅴ—Ⅰ—Ⅳ—bⅦ/#Ⅵ—bⅢ/#Ⅱ—bⅥ/#Ⅴ—bⅡ/#Ⅰ—bⅤ/#Ⅳ—(Ⅶ);
+5、+4、+3、+2、+1、0、—1、—2、—3、—4、—5、—6/+6;
共四组数据闭环。
音乐理论平台建立本身与“调式”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根据客观音乐实践总结而成并赋予它在脱离“调式”的前提下进行若干音乐理论的计算和推导。
由于音乐理论平台具有多功能的计算能力,因此它必须具有可以相对移动的能力。它的初始化位置状态是:
1=C=Ⅰ=0;
为了便于比较首先对与西方古典音乐理论有很深情结的两首西方歌曲进行和声写作前的准备工作,这两首歌曲都是在西方古典音乐理论基础上的创作歌曲,作者也声名显赫。为了更有说服力在这里采用音乐理论平台在根本不需要“调式”的前提下完成所有和声写作的前期准备工作。
范例1、在脱离“调式”的条件下完成两首西洋歌曲的和声准备工作。
《夜莺曲》 1=F 前苏联 斯托亚尔 曲。
《摇篮曲》 1=F 德国 勃拉姆斯 曲。
已知条件:《夜莺曲》和《摇篮曲》的旋律。
求:两首歌曲的原始数学模型。
要求:不使用与西方古典音乐有关的“调式”概念及与“调式”有关的理论内容作为论述的理论根据。
求解如下:
直接把旋律音送上音乐理论平台(或音乐理论宝典)并做以下两项截取。
两首歌曲使用的唱名截取都是:
【7】—【3】—【6】—【2】—【5】—【1】—【4】—b7/#6—b3/#2—b6/#5—b2/#1—b5/#4—(7);
两首歌曲使用的音名截取都是:
B—【E】—【A】—【D】—【G】—【C】—【F】—【bB/#A】—bE/#2—bA/#G—bD/#C—bG/#F—(B);
由于音乐理论平台具有计算功能并且是体现到各个数据闭环之间的相对移动上,上述两组数据闭环也出现了计算过程的产生。
音乐理论平台的初始化位置是:
1=C=Ⅰ=0 ;
当截取之后必然会有计算结果:
【1】=【F】;
它是由已知条件1=F 得出而不是初始化时的 1=C 。同时得出另外一个相当有用的运算结果:
【6】=【D】;
以上运算是直接从旋律出发还没有涉及到各个音级的功能属性,当我们一旦加入音级闭环的计算就导入了各个音级的功能属性。
由旋律得到:
《摇篮曲》 的结束音(主音)唱名截取的【1】。
《夜莺曲》的结束音(主音)唱名截取的【6】。
从音级闭环得出:
《摇篮曲》结束音(主音)【Ⅰ】=【1】=【F】;
《夜莺曲》结束音(主音)【Ⅰ】=【6】=【D】;
由已知的音名截取求出各自的音级截取:
《摇篮曲》的音级截取,已知【Ⅰ】=【1】=【F】:
【Ⅶ】—【Ⅲ】—【Ⅵ】—【Ⅱ】—【Ⅴ】—【Ⅰ】—【Ⅳ】—bⅦ/#Ⅵ—bⅢ/#Ⅱ—bⅥ/#Ⅴ—bⅡ/#Ⅰ—bⅤ/#Ⅳ—(Ⅶ);
《夜莺曲》的音级截取,已知【Ⅰ】=【6】=【D】:
Ⅶ—Ⅲ—Ⅵ—【Ⅱ】—【Ⅴ】—【Ⅰ】—【Ⅳ】—【bⅦ/#Ⅵ】—【bⅢ/#Ⅱ】—【bⅥ/#Ⅴ】—bⅡ/#Ⅰ—bⅤ/#Ⅳ—(Ⅶ);
明显看出两者的差别,实际上反映出两者内再的本质上的不同之处。现在只保留两者的截取部分;
《摇篮曲》:
【Ⅶ】—【Ⅲ】—【Ⅵ】—【Ⅱ】—【Ⅴ】—【Ⅰ】—【Ⅳ】;
《夜莺曲》:
【Ⅱ】—【Ⅴ】—【Ⅰ】—【Ⅳ】—【bⅦ/#Ⅵ】—【bⅢ/#Ⅱ】—【bⅥ/#Ⅴ】;
两者内部的音程关系已经是纯五度下行,现在需要解决的是分别以各个音级为根音在各自的音级截取范围内求取三度叠置和弦,也就是和弦材料,用和弦材料替换相对应的根音形成原始数学模型。
《摇篮曲》的原始数学模型(【Ⅰ】=【F】):
【Ⅶ0】—【Ⅲm】—【Ⅵm】—【Ⅱm】—【Ⅴ】—【Ⅰ】—【Ⅳ】;
【Edim】—【Am】—【Dm】—【Gm】—【C】—【F】—【bB/#A】
《夜莺曲》原始数学模型(【Ⅰm】=【Dm】):
【Ⅱ0】—【Ⅴm】—【Ⅰm】—【Ⅳm】—【bⅦ/#Ⅵ】—【bⅢ/#Ⅱ】—【bⅥ/#Ⅴ】;
【Edim】—【Am】—【Dm】—【Gm】—【C】—【F】—【bB/#A】;
这一过程不需手动计算完全可以在“音乐理论宝典”上通过移动自动进行,从原始数学模型上截取任何一部分都是和弦公式。从这个过程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过程的精确推演程度可以与数学相媲美。
西方古典音乐理论体系没有这样的运算过程。
自始至终与西方古典音乐理论中的“调式”无关。
从音级截取的区别可以证明这两首歌曲的“类别”是不同的,而不同的类别必定决定了后续的和声准备的不同,不同的“类别”有它各自的的功能含义,通过它可以推算出原始数学模型。 它与西方古典音乐理论中的“调式”有本质上的区别,更何况有相当多的音乐作品根本叫不出是什么“调式”,必然无法明确不知道“调式”名称的那个“调式”的含义,但是任何一首歌曲都可以通过音乐理论平台准确的求解出它的“类别”。假设能够运用西方古典音乐理论中的“调式”解决上述问题,那也是神神密密、拐弯抹角给人一种故弄玄虚的感觉,而音乐理论平台是面向所有的读者开放公开透明并与读者有着最友好的音乐理论交流界面。如此优点的产生得益于多重闭环的相对移动的计算功能,与单一的五度链或五度圈不是同一个概念更没有可比性。
下面分析两首民族歌曲。
范例2、计算两首民族歌曲的和声准备。
已知:
1、《共产儿童团歌》1=F的旋律。
2、《嘎达梅林》1=F的旋律。
求:两首歌曲的原始数学模型。
要求:不受西方古典音乐理论中的“调式”影响。
求解如下:
直接把两首歌曲的旋律音送上音乐理论平台,得到的唱名截取都是:
7—【3】—【6】—【2】—【5】—【1】—4—b7/#6—b3/#2—b6/#5—b2/#1—b5/#4—(7);
只截取五个唱名与上述两首西洋歌曲是有区别的。
两首歌曲的音名截取都是:
B—E—【A】—【D】—【G】—【C】—【F】—bB/#A—bE/#2—bA/#G—bD/#C—bG/#F—(B);
只有五个音名。
此时的音乐理论平台已经完成了【1】=【F】的理论计算,这项理论计算的理论根据是已知条件中的1=F,同时计算出【6】=【D】。
从旋律得出:
《共产儿童团歌》的结束音(主音)的唱名是【1】。
《嘎达梅林》的结束音(主音)的唱名是【6】。
从音级环计算得出:
《共产儿童团歌》的结束音(主音)的唱名是【Ⅰ】=【1】=【F】。
《嘎达梅林》的结束音(主音)的唱名是【Ⅰ】=【6】=【D】。
由已知的音名截取求出各自的音级截取:
《共产儿童团歌》的音级截取,已知【Ⅰ】=【1】=【F】:
Ⅶ—【Ⅲ】—【Ⅵ】—【Ⅱ】—【Ⅴ】—【Ⅰ】—Ⅳ—bⅦ/#Ⅵ—bⅢ/#Ⅱ—bⅥ/#Ⅴ—bⅡ/#Ⅰ—bⅤ/#Ⅳ—(Ⅶ);
共有五个音级
《《嘎达梅林》的音级截取,已知【Ⅰ】=【6】=【D】:
Ⅶ—Ⅲ—Ⅵ—Ⅱ—【Ⅴ】—【Ⅰ】—【Ⅳ】—【bⅦ/#Ⅵ】—【bⅢ/#Ⅱ】—bⅥ/#Ⅴ—bⅡ/#Ⅰ—bⅤ/#Ⅳ—(Ⅶ);
共有五个音级。
已经明确两首民族歌曲属于不同类别。它们的不同音级截取决定了其内在的原理上的区别。去除多余音级只保留截取部分:
《共产儿童团歌》的音级截取,已知【Ⅰ】=【1】=【F】:
【Ⅲ】—【Ⅵ】—【Ⅱ】—【Ⅴ】—【Ⅰ】;
《嘎达梅林》的音级截取,已知【Ⅰ】=【6】=【D】:
【Ⅴ】—【Ⅰ】—【Ⅳ】—【bⅦ/#Ⅵ】—【bⅢ/#Ⅱ】;
两首歌曲在各自的截取范围内求取它们的和弦材料和非三度叠置和弦构成两首民族歌曲的原始数学模型:
《共产儿童团歌》的音级截取,已知【Ⅰ】=【1】=【F】的原始数学模型:
【Ⅲ36】—【Ⅵm】—【Ⅱusu】—【Ⅴusu】—【Ⅰmajor】;
这首歌曲只有两个【注1】和弦材料【Ⅵm】和【Ⅰmajor】分别是小三和弦和大三和弦对于功能上是下中和弦和主和弦。另外三个非三度和弦中的【Ⅱusu】和【Ⅴusu】是四度挂留和弦,分别是上主和弦和属和弦【注2】。所有和弦有效的避开了“偏音”。
因为在《共产儿童团歌》音级截取中不包括Ⅳ级(下属音),因此对于《共产儿童团歌》“类别”的歌曲不可能有下属和弦。这是一个有定理意义的结论。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结论是:
这种“类别”的歌曲的终止式是:
【Ⅴusu】—【Ⅰmajor】。
它表现出纯正的民族风。如果直接 Ⅴ7—Ⅰ的终止系列,那么就产生了病句,相当于在本来就有的民族风的歌曲中加入了西洋风味,歪曲了原有音乐作品。当然在Ⅴ7—Ⅰ的终止系列写作条件下也有补救措施那就是已经介绍过的和声写作的后续技术处理,实际上后续处理之后还是回到【Ⅴusu】—【Ⅰmajor】结果。《共产儿童团歌》具有明亮色彩,理论根据它的主和弦是大三和弦【注3】。
《嘎达梅林》的音级截取,已知【Ⅰ】=【6】=【D】的原始数学模型:
【Ⅴ36】—【Ⅰm】—【Ⅳusu】—【bⅦusu/#Ⅵusu】—【bⅢmajor/#Ⅱmajor】;
这是在《嘎达梅林》旋律音截取范围内构成五个和弦,其中有两个和弦材料,三个非三度和弦。它的主和弦是小三和弦具有暗淡色彩。它的终止式是:
【Ⅴ36】—【Ⅰm】;
如果使用 Ⅴm7—Ⅰm或Ⅴ7—Ⅰm做为终止式也是病句,体现不出民族风。
如果真的使用Ⅴm7—Ⅰm或Ⅴ7—Ⅰm 系列作为终止式,也必须采用类似于《共产儿童团歌》的后续的处理技术。
结论:
纯正的民族音乐在音乐理论平台上的音级截取是连续的五个音级。这样的截取不会出现偏音。
两首歌曲音级截取不同决定它们的“类别”不同带来和弦功能不同,音名截取相同决定了对应位置上和弦性质相同。当读者确定了歌曲的原始数学模型就相当于确定了可用于该歌曲的和弦公式,接下来运用《和声法则》第十讲 进行和声写作应当说不会有多大的障碍。
以上的叙述充分的证明了,在处理有如和声这类高难度的问题时完全可以用脱离西方古典音乐理论中“调式”因素,反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更为理性更为严谨。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在没有“调式”影响的条件下产生,相反如果还是以西方音乐理论中的“调式”为出发点那么永远也不会出现以上面严谨的论述。
许多读者在实际应用西方古典音乐理论解决西洋音乐问题时感到困难重重,那是因为在它的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门坎那就是西方古典音乐理论中人为设置的“调式”。而在处理民族音乐时更觉得难上加难那是因为不仅有了那道门坎还要你必须按着西方的音乐理论思维去处理民族音乐。许多活生生的例子足可以说明“调式”的负面影响,有一首已经做过说明的歌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有的书上把它说成是“角调式”有的人说它是“小调式”。先不讨论它的真伪对错,就从它的歧义性的“调式”结论上看足以证明“调式”概念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理论上的疑问。现在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原因产生这么大的歧义性?能否彻底清除产生歧义性的根源?回答是肯定的,产生歧义性的根源就是西方古典音乐理论中的“调式”。西方古典音乐理论中的“调式”观点不具备解决这类音乐问题的能力,后续的某些音乐家过分的夸大“调式”的作用也是产生歧义性的另一个原因。《和声法则》第二十五讲 范例1对《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进行了这方面的分析,从音乐理论平台上得出了它的“类别”其结论即不同于“小调式”的“类别”也不同于“角调式”的类别,就等于彻底清除了产生歧义性的根源。一首歌曲一旦上了音乐理论平台想让它偏离正确轨道都不可能想让它出错也很难,因为它的分析过程已经蕴含着自我矫正能力。在如此事实面前还有保留“调式”的必要吗?
当然在众多的读者中肯定会有部分读者仍然热衷于“调式”这是与受到的教育有关,但是西方古典音乐理论必定是几百年前形成的又针对是东方的民族音乐。
【注1】正宗民族音乐只有两个和弦材料的证明过程参看《和声法则》第二十六讲范例 3 中的“重要推论”。
【注2】由于《音乐理论宝典》是模块化设计,原有和弦计算模块只包括大三、小三、增三、减三及大小七和弦、小小七和弦。在本文写作之前新加入四度挂留模块。读者可以根据个人的需要在《音乐理论宝典》上加上其它任何和弦计算模块甚至是读者自定义和弦模块理论上不受数量限制。
【注3】这是西方古典音乐理论根据音乐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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