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音樂之輕 ---- 王小峰

行星

理查德·克萊德曼來了，詹姆斯·拉斯特來了，肯尼·G來了，喜多郎來了……是巧合還是有意安排，在秋天到來之際，中國人能聽到各種“秋日的私語”般的輕音樂，港臺地區歌星、歐美歌星、日韓歌星在這期間相對黯然失色。這些曾在過去20年間感動過無數中國人的音樂，在這個秋季是否會與我們再一次產生當年那種優美的邂逅？

    今天，各類音樂品種已經豐富到讓人們來不及選擇的地步，輕音樂，這個隨時都可能讓人忽視的品種，在過去的20年，其實一直在感動著聽到它的中國人。只是在今天，人們更容易去選擇那些知名度較高的歌星。讓時光倒流20年，看看我們都曾聽些什麼

    電子合成器是什麼

    真正最早帶給中國人比較有影響的輕音樂既不是理查德·克萊德曼，也不是詹姆斯·拉斯特，而是著名電子合成器演奏家讓·米歇爾·雅爾。如果我們以今天的標準和常識來重新判斷雅爾，會認為他是一個電子樂手、實驗音樂家。他1981年在北京和上海舉行的兩場音樂會，實際上讓中國人對這種音樂的接受提早了至少10年。在雅爾中國音樂會的VCD中，我們能看到，中國觀眾對他的音樂及電子合成器乃至西方音樂知之甚少。演出中，報幕員對每一首曲子都要做些文字上的解釋，以免大家聽不懂。其實，文字對雅爾的音樂實在多餘，但在那個年代，我們還習慣從任何一首作品中尋找出“意義”或“作用”。即便如此，大家還是不知道如何欣賞雅爾那種詭異的合成器音樂。

    後來，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引進了三盤雅爾的磁帶，包括他最經典的專輯《氧氣》，但畢竟這種音樂對中國人太陌生，所以，一直沒有流行起來。直到80年代中後期，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身歷聲調頻節目開始介紹雅爾的音樂，雅爾的磁帶才開始脫銷。

    顯然，在電臺的節目中，雅爾的音樂被歸在輕音樂範圍，當時通過電波聽到雅爾音樂的人會有一種詫異:他的音樂節奏強烈，音色古怪，缺少旋律性(其實在中國市場上銷售的三盤磁帶已經是雅爾最有旋律的音樂了)。

    雅爾的音樂出現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中國，顯得那麼不和諧。雅爾是因中法文化交流才作為文化大使來中國演出的，而直到多年後，我們才認清了雅爾音樂的價值及他在西方音樂界的地位。但他終究沒被大多數中國人熟知，我們可能很熟悉一些電視節目的片頭曲旋律或背景音樂，卻不知道這些旋律出自改革開放後第一個來中國的西方流行音樂家讓·米歇爾·雅爾之手。

    據曾在80年代初參與流行歌曲創作的音樂人介紹，中國音樂家第一次開始接觸電子合成器還是在侯德健來大陸之後，他把合成器介紹給了當時北京的一些音樂人，只有音樂圈中的少數人開始慢慢接受並掌握這種“樂器”。所以，雅爾當初在中國的演出並沒有讓中國人接受這種什麼音色都能發出來的工具，人們對它的認識僅停留在“它的聲音不像一支交響樂隊那樣真實”。

    而另一位電子合成器演奏家喜多郎的音樂進入中國，大家才對電子合成器演奏的音樂發生興趣。

    喜多郎是受德國電子樂組合“橙色夢幻”的影響才開始從事電子樂創作，1980年，他為日本一家電視臺製作的有關中國電視片配樂，創作出了《絲綢之路》三部曲。一個從未到過中國的音樂家，僅憑藉電視畫面、對中國音樂的間接認識和想像力，就創作出了非常“中國化”的音樂。喜多郎的音樂舒緩、輕柔、神秘、唯美，尤其是音樂中很中國化的旋律，很符合中國人的審美習慣，所以，一進入中國市場，便受到不少人青睞。由於當時還沒有前衛、電子、New Age這些概念先入為主，喜多郎的音樂在80年代中後期確實讓不少中國人著迷過，而聽他的音樂的人，也幾乎都把它當成輕音樂。

    廣播電臺與三大輕音樂團

    “當我還很年輕，我收聽廣播，等待我最喜歡的歌……”這是“卡彭特”在那首著名的《昔日重現》中的幾句歌詞。在電視還不發達的80年代，大部分中國人是通過廣播來了解資訊的。而當時喜愛音樂的人也的確像“卡彭特”那樣通過廣播中的音樂度過很多時光。

    1985年7月1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身歷聲調頻節目試播，聽音樂的人於是有了一個可以聽到更清晰音樂效果的渠道。據中央臺已退休的音樂編輯董文琴女士向記者介紹:“中央臺從80年代初便開始介紹輕音樂，後來主要集中在詹姆斯·拉斯特、保羅·莫裏亞和曼托瓦尼三支輕音樂團的作品上。那時每到週末，聽眾能欣賞到1小時的輕音樂。”隨著時間推移和音像市場音樂製品的不斷豐富，播放輕音樂的節目也越來越多。另一位負責西方音樂的編輯朱錦告訴記者:“當時播放西方的輕音樂，還帶有一些啟蒙性質，沒有太多的專題介紹，每次根據節目時間長短播放一張唱片。”當時電臺在介紹這些音樂時，基本上是先把曲目念出來，然後播音員說:“請大家按順序欣賞。”而且，由於音樂資料短缺，編輯製作出的節目重播率很高，在一定程度上，對推廣輕音樂起到了普及作用。所以，很多人就是通過中央臺知道了三大樂團。董文琴說:“由於當時廣播節目沒有廣告，所以是純粹欣賞性質的，三大樂團的音樂播得最多。我們那時介紹這些音樂，就是從外文書店買回來一些磁帶唱片，然後從港臺一些雜誌上找到一些相關文字資料。當時的年輕人、大學生很喜歡這些音樂，經常來信點播。”

    在90年代以前，三大輕音樂團的音樂一直是不少音樂愛好者常聽的內容，這其中，尤以詹姆斯·拉斯特最受歡迎。一方面是他們改編的作品比較廣泛，涉及到很多國家的很多類型音樂，在演奏編配上也更突出輕鬆歡快的特點。曾在當年狂迷輕音樂的詞作家宋小明先生告訴記者:“當時人們更偏愛詹姆斯·拉斯特，因為他們始終改編世界各地的民族音樂，並且自己也創作了不少輕音樂。他們的和聲很優美，他們改編的音樂能在原有基礎上加入一些德意志民族嚴謹的東西，比如他們改編的前蘇聯音樂作品，聽上去比蘇聯人自己編配的更有韻味，我不知道他為什麼有這麼深的俄羅斯情結？不知道這是否和他當年‘二戰’時不願參軍有關。”

    詹姆斯·拉斯特的磁帶唱片當時中圖引進了有十幾種，但最受歡迎、流行最廣的是樂團自己創作的《藍鳥》(Bluebird)，這張唱片不僅保持了樂團原有特色，而且在風格上與其他改編作品有所不同。當時不僅在電臺播放率較高，而且很多電臺、電視臺在節目背景音樂中也常常使用。

    而保羅·莫裏亞被中國人熟知是因為他們改編過一首齊豫演唱的《橄欖樹》，當時外國輕音樂團改編中國音樂的情況很少見，而在音樂風格上略帶憂鬱和浪漫氣息的保羅·莫裏亞樂團同樣受到聽眾喜愛。相比之下，另一支以改編古典音樂為主的曼托瓦尼就比其他兩支樂團弱了許多。其實在當時還有一個人很受歡迎，那就是排簫演奏家喬治·讚菲爾，他的磁帶唱片中圖也進口不少，只是由於人們當時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這三大樂團身上，而排簫演奏又有一定的單調性，讚菲爾被忽視了。三大輕音樂團在當時之所以受到大家喜愛，一方面是當時市場上的音像製品很少，進口音像製品基本上以古典音樂和輕音樂為主，僅三大樂團的磁帶就多達三十餘種，人們無法選擇更多的音樂來滿足自己需要。作為傳播媒介的廣播電臺，與普通聽眾一樣面臨音樂品種選擇上的匱乏，董文琴告訴記者:“當時只有一檔‘美國音樂一小時’和後來的‘外國音樂一小時’是帶廣告並由國外公司提供節目源，其他音樂資料都是從音像書店、外文書店買的。”

    進入90年代後，三大輕音樂團漸漸從音樂愛好者興趣中淡漠了，而流行歌曲的繁榮讓更新一代的聽眾忘記了三大樂團曾經帶給人們的那些美妙旋律。所以，後來曼托瓦尼、保羅·莫裏亞來華演出時面對低上座率和觀眾冷漠的尷尬，就足以說明，他們既不能讓年長的聽眾作一次深情的懷舊，又不能讓年輕聽眾來一次美妙的感動。中國聽眾在音樂審美和品位上正發生著變化，一個很主要原因是，當人們通過各種渠道聽到這些樂團改編的作品原作後，頓時覺得這些輕音樂作品失去了魅力，認為這些輕音樂作品太單調、膚淺，所以，拋棄這些被他們視為垃圾的音樂也再正常不過。但他們對我們真正了解歐美古典音樂和流行音樂的確起到了非常大的啟蒙作用。三大輕音樂團就這樣悄悄退出了歷史舞臺。

    從戀人浪漫曲到浪漫鋼琴王子

    1986年，在音像市場上出現了一套“戀人浪漫曲”系列磁帶，這套磁帶由一家香港公司提供版權，一套6盒，包裝非常精美。裏面收錄的曲目大都是在過去幾十年間在歐美流行的歌曲改編的器樂曲，在風格上介乎三大輕音樂團和後來的理查德·克萊德曼之間，但在選曲上非常講究，就是突出一個“浪漫”，其實從編配水準上遠不及三大樂團，可市場定位非常符合當時中國聽眾的需求，於是，浪漫的魅力在悄悄改變中國人的欣賞口味。在此之前，人們對輕音樂的認識僅停留在欣賞層面，優美、悅耳是人們欣賞這些音樂的原則，很少把自己的情感與音樂聯繫起來。但“戀人浪漫曲”悄悄打開了人們的情感之窗，在那個浪漫還不太流行的年代，人們的情感隨這套系列“浪漫曲”的流行而慢慢發生著化學反應。如果你那時在大學讀書，差不多在每個宿捨得某一個角落裏，都會發現“戀人浪漫曲”。

    與此同時，克萊德曼的鋼琴曲也已登陸中國，浪漫來得正是時候，人們發現，與之前的三大樂團相比，克萊德曼的鋼琴曲已經不能用優美、悅耳來形容了，裏面還多了一層情感，《星空》、《秋日的私語》、《水邊的阿蒂麗娜》這些能觸動人們情感神經末梢的音樂讓人們更容易陶醉其中。於是，這個金髮碧眼、穿著藍色西服的法國人演奏的音樂連同他的形象一起被更多中國大眾接受了。

    負責這次克萊德曼演出的華唱兄弟公司的副總經理陳雄先生向記者介紹了當年克萊德曼形成一種現象的原因:“他的音樂總體上比較美，給他創作音樂的兩個幕後人都是紈绔子弟，他們知道怎麼去創作浪漫的音樂，他們當時追求的惟一東西就是美。而中國人都是在聽進行曲的音樂聲中長大的，克萊德曼的音樂很輕柔，與‘文革’以後流行的抒情歌曲相比，當然佔了上風。另外，1987年中國改革開放成為定式，經濟飛速發展，但又略帶盲目，人們的心理非常浮躁，克萊德曼的音樂恰恰比較靜，他在中國的出現的時機非常好，如果放在現在，肯定不會給人那麼大的震撼。他的音樂不會讓人感覺是外國的，誰聽都行，哪個民族都能接受。”

    克萊德曼熱又導致另一種現象——鋼琴熱的出現。當時北方惟一一家鋼琴廠星海鋼琴廠因銷路不暢，面臨倒閉，但克萊德曼救活了這家鋼琴廠。“這麼說吧，當時在鋼琴廠門口，只要出廠一架鋼琴，人們連音都不調，立刻就買走，鋼琴開始脫銷。很多音樂學院的鋼琴教師也找到了飯碗，他們成了明星大腕之後又一個富起來的群體。在那個動蕩年代剛剛過去的年代，有句名言:學鋼琴的人不會學壞。很多家長都是因為這句話讓孩子學鋼琴的。克萊德曼現象無疑為鋼琴熱起到推波助瀾作用。1992年他來北京演出時，已經是把他炒到最熱了，而且是他在世界上最‘猖獗’的時候。”陳雄說。

    肯尼·G，不流行都不行

    如果你在商城購物，正趕上商城下班關門，會有一支曲子委婉地催促你，這就是肯尼·G的《回家》。還有哪支曲子能像《回家》這樣被濫用到如此惡俗地步？由此可見G的音樂在中國是多麼流行。

    大約是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G的音樂開始進入中國，最早進入中國的是他的專輯《剪影》，其中的樂曲《剪影》一下子流行開來。更準確地說，G發跡於中國上海，當時上海的電臺播放他的音樂次數遠遠高於其他城市。隨後，他的《鳥鳴》、《回家》等逐漸深入人心，尤其是他與另一個備受中國聽眾喜愛的歌星邁克爾·博爾頓合作的歌曲《別讓我為愛等待》(Don't Make Me Wait for Love )，更被人所熟知。

    如果我們回顧G在中國流行的原因，也許只有一點，那就是他的音樂不流行都不行。以前，中國聽眾很少能聽到薩克斯獨奏的器樂曲，大家對薩克斯的印象僅從一些爵士樂唱片中聽到的沙啞、低沉的音色。而G的薩克斯演奏方式和人們概念中的薩克斯完全是兩回事，他使用降E高音薩克斯，這種薩克斯音色明亮、悠揚，無論從形狀還是聲音都酷似中國嗩吶，並且比嗩吶的音色渾厚、圓潤。但這並不能證明他的音樂就足以在中國流行。更重要的是，這個在美國爵士樂界愛恨參半的樂手，實際上早已擺脫那種傳統爵士樂手形象和演奏方式，已經完完全全變成一個流行音樂演奏者，中國人接受他實際上是接受一個明星，而不是一個演奏家。

    與中國人接受其他歐美歌星的方式一樣，肯尼·G是靠他那一首首熱門金曲來打動中國聽眾的。另外，和克萊德曼的音樂一樣，G的音樂在被恩寵了一段時間後，最後也被打入到酒店和餐廳。這無疑使他的音樂在中國得到進一步普及。

    肯尼·G的音樂是惟一一個在中國流傳最廣但沒有成為一種現象的音樂。

    燒出來的輕音樂

    或許今天沒有多少中國人知道約翰·泰什這個名字，但是如果你問一問音響器材發燒友，他會馬上告訴你泰什的一張唱片《紅石音樂會現場》。90年代中期，LD機突然很流行，購買LD機的人在試盤時常常能看到一張發燒級的LD，這就是約翰·泰什的《紅石音樂會現場》。很多人被泰什恢宏的音樂氣勢鎮住，這種貌似古典音樂但絕對不是古典音樂的東西曾讓不少音響發燒友著迷過，但終究泰什的其他音像製品沒有在中國市場跟進，導致他的音樂僅在發燒友的小圈子內流行了一陣便銷聲匿跡。

    但泰什間接造就了另一個與他音樂相似的人——雅尼的出現。同樣，雅尼的一張《雅典衛城音樂會》唱片、視盤開始在發燒友中流行，進而他的音樂被很多電臺、電視臺用作片頭曲。這回，出版商沒有坐失良機，適時引進了雅尼的唱片，喜歡雅尼的人於是越來越多，已經完全超出了發燒友範圍。

    雅尼“紫禁城音樂會”便在眾望所歸的情況下舉行，中國人終於見識到了這個學心理學的音樂家，雅尼本人也實現了文化古跡音樂會三部曲的願望。陳雄在談到雅尼時說:“雅尼的音樂旋律非常枯燥，但他知名度卻非常高，因為他在世界任何一個地方舉行音樂會都選擇在文化古跡前面，這就是一個秀。但所有電臺電視臺都喜歡用他的音樂，因為你可以在他任何曲子裏隨意截下5小節，馬上就可以放到任何一個地方去用。但你要拿貝多芬、德彪西的東西，就很難做到這一點。雅尼的音樂就像車轱轆話來回轉一樣，非常容易截取，用哪一段都行。”

    而就在雅尼來華演出的前後，一種媚雅的聽音樂方式出現了，如果當初人們在欣賞音樂時出現媚雅心態是為了找到一個喜歡雅尼的理由，那麼在今天看來，媚雅實際上是中國聽眾在欣賞音樂時必然出現的一個分水嶺。也就是從這時起，中國人欣賞音樂時在心態上發生了變化，人們對音樂已不再是單純欣賞，而是賦予了更多含義，它直接與生活方式、品位聯繫在一起。大家對音樂的要求已不再是悅耳動聽，它還要時尚、酷，人們開始用音樂來打扮、偽裝自己的精緻生活，這和稍後興起的小資群體的生活方式一拍即合。

    雅尼之所以誘發了中國人欣賞音樂分水嶺現象的出現，一方面是中國人生活水準提高了，對生活品質越來越講究，白領與藍領的界限逐漸涇渭分明。在精神層面上，他們需要一個符合這一階層的標準和訴求，審美標準也隨之變化。面對音樂，體會出更多的不是情感而是情緒，欣賞音樂變成消遣一種產品。另一方面，音像市場上所提供的產品造成了受眾群的類別化。玩味音樂從媚雅尼這類偽古典擴張到其他音樂類型，爵士樂、交響樂，甚至流行音樂和搖滾樂都可以貼上標榜某種生活方式的標簽。

    從New Age到回歸自然

    1997年，記者在採訪來自北歐的“神秘園”時了解到，唱片公司從一開始就把市場放在亞洲，尤其是在中國地區，推廣力度相當大。為什麼不去選擇市場更大的歐美地區呢？

    後來了解到，像“神秘園”這樣的音樂在歐美遍地都是，比他們出色的音樂更是比比皆是，如果先打歐美市場，一點優勢也沒有。之所以選中亞洲，尤其是中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市場開始接受New Age音樂了。果然，“神秘園”打開了中國市場。

    其實早在90年代初期，New Age的一個代表人物恩雅的音樂就已開始在中國流行，上海的一家音像出版社同時引進三張恩雅專輯，那首在歐美流傳甚廣的歌曲《奧裏諾科河流》同樣在中國十分流行。不過在當時沒有人把恩雅當成New Age音樂家，而是把她當成一個地地道道的流行歌手。

    當New Age這種音樂風格的概念逐漸被中國人了解後，人們對輕音樂的理解又開始發生一些變化。雖然New Age可以被籠統歸到輕音樂範疇，但人們還是從中聽出了另一層意思——它是心靈的安慰劑。從90年代以來在中國流行的New Age音樂來看，在音樂風格上基本是以靜為主，沒有三大樂團式的輕快，沒有克萊德曼式的煽情，也沒有雅尼式的宏大。New Age在中國逐漸流行，更能說明它的音樂功效，都市人在繁忙之餘通過這種祥和、安靜的音樂來舒緩緊張的神經。

    最典型的要數現在流行的“班得瑞”了，這支來自瑞士的輕音樂團體在音樂上追求一種透徹、空靈、寧靜的聲音，同時融進很多自然聲響，據該樂隊的唱片公司市場推廣負責人介紹，早在正版唱片進入中國市場之前，市場上就出現七八種“班得瑞”的盜版，從盜版的猖獗不難看出，這類音樂在國內具有很大市場。因為“班得瑞”的音樂會使人們在欣賞過程中誘發對自然回歸的渴望，這與當今都市人自助旅行、接近自然的生活方式非常吻合。當後工業、電子時代的聲響一起進入人們的耳朵時，人們希望尋求更接近自然音色的聲音來彌補聽覺上的“失聰”。從近期音像市場來看，在輕音樂方面，一十幾張一套包裝精美的“New Age系列”發燒唱片和另一套“世界音樂系列”唱片開始熱銷，從這兩個系列的音樂出現在市場上不難看出，更安靜、更民間的音樂將成為中國輕音樂市場未來的主導。從三大樂團到今天的New Age音樂的變遷，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中國人生活狀態、審美情趣的變化過程。20年的事實可以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生命中有必要承受音樂之輕。